『长老院每年可提一政案，由长老院动议而成，三分之二同意递送上达，每项提案需经儒（道德论证）、法（律令论证）、墨（实效论证）三轮质询，通达可行，便可提交丞相，或是尚书令之处审核，附加成本、收益、风险三损益预计之后，再行驳回，或是施行。』
斐潜笑着，『最重要一点，大汉长老院，设于京都。』
庞统一时没能反应过来。
斐潜依旧笑着，『居京者，大不易啊！』
庞统恍然，顿时抚掌而笑，『主公此策甚妙！』
地方士族乡绅，先天上有追求权力的渴望，这一点无论是在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如果切断这些人晋升的通道，他们就会想用其他的办法来实施。
大汉初期的刘邦割草开无双，动不动就邀请地方乡绅全家老小到长安做客，实在是有些简单粗暴，而斐潜现在的模式就是『不请自来』，而一旦来到了京都之后……
普通吃喝居住当然也不算是什么，但是一旦想要奢侈一些，品质一点的话，那么这消费就是哐哐往上飙升啊！
就像是后世大都市，十元吃饱的有，一口一万的也有。
而且斐潜相信，一旦形成了长老院议案的模式，必然就会催生出一种『议案掮客』的群体，专门游说长老会内部的这些人进行利益交换，便是开启新一轮的养猪模式，这也就是另外的效用了……
一旦斐潜的这个『大丞相+尚书台三经六部+长老会』三角制衡的模式形成，这种体制最革命性的影响在于提前孵化出『政治契约』精神，而这恰恰是华夏古代封建制度当中最为缺乏的东西。
政治需要『契约』，而不是『杯酒释兵权』，亦或是『二桃杀三士』。
干得好，不能只能剩下『狡兔死走狗烹』，干的不好，也不能『病退告老』就算是完事。
华夏自从儒家提出了『天命之子』概念之后，就形成了『单向契约』的模式，皇帝拥有最高解释权，最高裁决权，最终施行权，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同时还是观众。
儒家则是在皇帝这个主干上寄生的藤蔓，在替皇帝扫平周边的同时，也活生生的绞死了一代代的皇帝，吸血壮大，然后寄生在下一个王朝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