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西北方向长江中上游之地的荆梁益豫等地便不同了。他们公然参与了王恭的叛乱，并且出兵攻打京城。差点颠覆了朝廷。如今盘踞大江上游之地，形成了对朝廷的直接威胁。对大晋朝廷而言，能否解决他们，是朝廷存续的关键。一旦解决了上游之地的威胁，司马道子便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人力物资，可以完全的控制住大晋的局面，可以实现对其余割据势力的横扫。
因而，平静的大晋的水面之下，潜藏的暗流汹涌，这是许多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百姓们以为好日子要来了，那不过是他们心中美好的愿景。对于了解局势的人而言，一场更大的危机已经开始集聚。你死我活的争夺即将开始。在这场危机之中，任何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无可挽回的失败。考验政治智慧和谋略的时候到了。
截止目前为止，司马道子的策略是成功的。压迫，分化对手，利用对手之间的矛盾进行逼迫放大，让荆州刺史殷仲堪昏招迭出。
殷仲堪最不该做的，便是和桓玄交恶，试图将桓玄赶出荆州的举动是愚蠢的。在关键时候，殷仲堪没有表现出该有的胸怀和人格魅力，没能够团结他最需要团结的桓玄和杨佺期等人。而桓玄的问题在于，他从心底里看不起殷仲堪，无论出身还是才能还是作为，桓玄都对殷仲堪不屑之极。所以激发了殷仲堪的不满，导致了双方的不合。
杨佺期就不必说了，他的临阵而走已经成了习惯。联军进攻京城的时候，他第一个拔营而走，这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你可以说他看明白了王恭必败的结果，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但从联军层面上来看，他这么做其实形同倒戈，给联军士气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之后他接受任命，回到梁州的举动，其实也是一种退缩。放弃豫州，便是放弃和司马道子直接对抗的立场。看似豫州依旧在他掌控之下，事实上大量兵马被他撤回梁州，便是一种求得自保的态势，对司马道子妥协的姿态。
也难怪殷仲堪写信去斥责他，他的举动再一次印证了他自私且不顾他人感受的本质。这种行为，对于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