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认知下,地方历史和罗马历史并不冲突,地方风俗里的优秀部分反而应该得到提倡,甚至让其他人也来学习,引入所有罗马人的习惯之中。而不同的宗教,尤其是古时候的多神教,被认为是当时文化不发达、人们对世界认知尚不清晰,因此得出的片面结论。不用倒车回去,但也不用忌讳。其中有价值的部分,比如希腊人当年那些艺术创作,反倒是可以学习的,实际上也已经被历代先贤借鉴过了。
至于文字语言,汗廷认可“原初语言”的思想,并且认为语言和文字是分开的。虽然不把旧约当做教义典籍,但巴别塔的故事,被认为是一种对于语言发展的隐喻,经常用来描述这个道理。所以,汗廷鼓励大家学习使用汉字和统一的语言,但地方方言,也是发展的自然结果,一时改不掉也不用强求。
在这种思路的推动下,“战士公社”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他们的想法,被称为“斯巴达主义”。这些人认为,古希腊的不同地区,代表了希腊文化个性的不同侧面。其中,最为先进的,就是斯巴达人;而反面代表,就是雅典。
斯巴达人信奉纪律和武力,推崇集体主义,而雅典盛产各种油嘴滑舌的辩论家,喜欢鼓吹个人私利;斯巴达人从事农业和战争,而雅典人喜欢商业;斯巴达人崇尚军事权威,而雅典人喜欢原始的民主制度;斯巴达人重视男性之间的战友情谊,而雅典人纵容妇女,甚至能因为好看就把女犯免罪……如此种种,说明斯巴达才是当时希腊文化里,最优秀的代表。
当然,斯巴达也绝非是理想国,相反,他们的问题也一大堆——比如他们推崇强力,却忽视道德;只知道争抢,却不知道团结同胞,甚至去奴役他们。而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战士公社的瓦解和斯巴达的衰落。这也是今人,站在更高的位置,进行反思之后,需要引以为戒的。
在郭康看来,这套理论显然很不完善,甚至可以说充满了暴论。里头不少论据,恐怕是学者们因为史料不足,强行脑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