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古代文明的兴盛都依赖稳定的物质基础，而尼罗河流域的自然禀赋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现代卫星遥感显示，埃及可耕地面积仅占国土的35，且集中于尼罗河两岸5-10公里的狭窄地带。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带来的不是肥沃的冲积土，而是高达16kg\/m3的含沙量，这种以石英砂为主的沉积物难以形成持续肥沃的农田。即便在现代灌溉技术加持下，埃及仍需进口60的粮食，很难想象在青铜时代如何支撑200万以上人口（金字塔建造所需的脱产劳动力基础）。
文物保存状况进一步凸显生态矛盾：若古埃及曾是“温暖湿润的沃土”，则纸莎草纸、木质雕像等有机质文物绝无可能在干燥沙漠中保存3000年；若长期处于干旱环境，其农业生产力根本无法维系大规模城市文明。这种“湿润悖论”与“干旱悖论”的二律背反，暴露出西方叙事中选择性使用证据的倾向——需要证明文明辉煌时，就描绘“尼罗河馈赠的丰饶之地”；解释文物保存时，就强调“沙漠环境的天然防腐”，却刻意回避两者不可共存的科学事实。
古埃及文明的定位，本质上是19世纪欧洲自我塑造的镜像工程。当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将埃及列为东方专制主义的代表，当法国拿破仑远征将古埃及纳入文明进步史的叙事链条，这种话语建构始终服务于两个核心目标：其一，通过“非中华文明的先进化”动摇中国文明的独特性——既用“有文字文明”贬低尚未完全破译的甲骨文，又对存在严重文字释读争议的古埃及网开一面；其二，强化基督教文明的历史合法性，《出埃及记》的宗教叙事与“雅利安人文明起源论”相互印证，共同构建起“西方文明源于古埃及-古希腊”的线性史观。
学术共同体的利益共谋加剧了这种叙事固化。欧美大学的埃及学系依赖基金会捐赠，期刊审稿人多为体系内既得利益者，任何质疑核心范式的研究都会面临发表困境。这种“皇帝的新装”式共识，在2011年埃及革命后出现微妙变化——当本土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殖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