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人被设定为“理性人”，即使是小人物，也会在约束条件下寻求效用最大化。比如：
一个打工者选择在工地打零工而不是继续读书，是因为短期生存压力下，“读书”的机会成本太高；
一个街头摊贩在城管来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在非正式制度与博弈规则下的理性应对。
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的“有限理性”模型对小人物更适用。他认为，人们的信息获取、认知处理和决策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更多是在满意解而非最优解之间做选择。
与此同时，小人物的选择也受制于“路径依赖”：一旦在某条轨道上运行，便会受到制度、习惯、社会认知的牵引，难以脱轨。
比如，一个农村孩子考不上大学后选择打工，他可能就很难再返回教育体系，因为缺乏时间、金钱和社会支持——这构成了一种沉没成本困境。
四、博弈论视角：小人物的博弈方式
小人物不是没有博弈能力，而是博弈策略与资源富有者不同。他们常采用：
1 合作博弈：通过团结、组建工会、参与基层自治组织等方式集体发声（如农民工维权）；
2 非合作博弈：个体在没有强协作机制下，通过“搭便车”、规避规则、游走灰色地带等方式博弈；
3 信号博弈：通过外在打扮、言语表达、社交方式向他人传递“我不弱”的信号，比如网络“键盘侠”文化；
4 心理博弈：通过装疯卖傻、曲意逢迎、隐忍妥协换取短期利益，是一种“弱者的智慧”。
这些策略本质上都是在规则有限、信息不对称、资源稀缺的局面下的生存术。
五、文学与影视中的小人物：弱者也是英雄
许多文学与影视作品都塑造了极具张力的小人物形象。例如：
《活着》中的福贵：从地主之子到市井小民，他的一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
《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努力拉车改变命运，但被社会碾压成一具空壳；
《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原本只是个落魄中年男人，却在困境中扛起“救命”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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