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有一个叫爱而的幺？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我没有看完。其实，这种文学家的样子，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员对柏生说。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诉了爱而，爱而跳起来道：“怎幺？……怎幺说我是反革命的呢？！”
厦门还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开在山中，黄的花——不知道叫什幺名字——开在楼下。我在用花刚石墙包围着的楼屋里听到这小小的故事，k委员的眉头打结的正经的脸，爱而的活泼中带着沉闷的年青的脸，便一齐在眼前出现，又仿佛如见当k委员的眉头打结的面前，爱而跳了起来，——我不禁从窗隙间望着远天失笑了。
但同时也记起了苏俄曾经有名的诗人，《十二个》的作者勃洛克〔5〕的话来：“共产党不妨碍做诗，但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
共产党和诗，革命和长信，真有这样地不相容幺？我想。
以上是那时的我想。这时我又想，在这里有插入几句声明的必要：
我不过说是变革和文艺之不相容，并非在暗示那时的广州政府是共产政府或委员是共产党。这些事我一点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经“正法”的人们，至今不听见有人鸣冤或冤鬼诉苦，想来一定是真的共产党罢。至于有一些，则一时虽然从一方面得了这样的谥号，但后来两方相见，杯酒言欢，就明白先前都是误解，其实是本来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毕，于是放心回到本题。却说爱而君不久也给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经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长，大约还有被冤为“反革命”的余痛罢。但又发出牢骚来：一，给他坐在饭锅旁边，无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风琴，一个漠不相识的女郎来送给他一包点心，就弄得他神经过敏，以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泼，不禁“感慨系之矣”〔6〕了。
关于第一点，我在秋蚊围攻中所写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无饭锅而觉得无聊，觉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现在已见饭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