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巴西方面的利益看来在召唤我去，但是现在我没法说，在我把事情安排妥当，把我的钱交到一个安全可靠的人手中以前，能想出什么法子到巴西去。首先，我想到那个已成为寡妇的老朋友，我知道她是诚实的，而且会公正地对待我，但是她年纪太大了，而且贫穷，还可能欠着债，所以我别无他法，只得亲自回英国去，带着我的财产。
然而，我是花了几个月的工夫，才决定这么办的。我既然尽心尽意地报答了老船长，使他，我以前的恩人，心满意足，就开始想到了那个寡妇，她的丈夫是我的第一个恩人。她也在有能力管事的时候，为我管理钱财和给我出主意。所以我干的第一件事情是，找了一个里斯本商人，要他写信给一家同他有业务往来的伦敦企业，不但要兑一张汇票，而且还要找到她的住处，为我送一百镑去，还要传话给她，安慰她别担心贫苦，只要我还活着，我会接济她的。同时，我给国内的两个妹妹各寄了一百镑。她们尽管不缺吃少穿，然而境况也不怎么好。一个结了婚，丈夫已经去世了；另一个的丈夫倒还在世，待她却不好，不像是做丈夫的模样。
然而，在我所有的亲戚和朋友中间，我还找不出一个我能放心把我所有财富托给他的人，所以我没法把东西安全地留在这儿，自己到巴西去。这真叫我大伤脑筋。
我一度有过到巴西去、在那儿落户的意思，因为我好像已经习惯了那儿的生活；但是，在宗教信仰上，我稍微有点儿犹豫，这使我没有把这事进行下去，反正我以后还要谈到这事的。不管怎样，眼下，我倒并不是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才不去巴西的。
当年，我同巴西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