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甫
天宝中，有商洛隐者任升之，尝贻右补阙郑钦悦书，曰：“升之白。顷退居商洛，久阙披陈，山林独往，交亲两绝。意有所问，别日垂访。升之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初任南阳王帐下，于钟山悬岸圮圹之中得古铭，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文虽剥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后，才堕而获。即梁武大同四年。数日，遇盂兰大会，从驾同泰寺。录示史官姚并诸学官，详议数月，无能知者。筐笥之内，遗文尚在。足下学乃天生而知，计舍运筹而会，前贤所不及，近古所未闻。愿采其旨要，会其归趣，著之遗简，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乐安任升之白。”
数日，钦悦即复书曰：“使至，忽辱简翰，用浣襟怀。不遗旧情，俯见推访。又示以大同古铭。前贤未达，仆非远识，安敢轻言，良增怀愧也。属在途路，无所披求，据鞍运思，颇有所得。
“发圹者未知谁氏之子，卜宅者实为绝代之贤，藏往知来，有若指掌，契终论始，不差锱铢，隗炤之预识龚使，无以过也。不说葬者之岁月，先识圮时之日辰，以圮之日，却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为当世达识，复与诸儒详之，沉吟月余，竟不知其指趣，岂止于是哉？原卜者之意，隐其事，微其言，当待仆为龚使耳。不然，何忽见顾访也？
“谨稽诸历术，测以微词，试一探言，庶会微旨。当梁武帝大同四年，岁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黄钟’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圮。从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岁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钟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圮堕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浃辰’，十二也。从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总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浃辰交’也。‘二九’为十八，‘重三’为六。末言‘四百’，则六为千，十八为万可知。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圮，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圮’也。其所言者，但说年月日数耳。据年，则五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