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凤翔，他对于这么许多牵连不断的吏事，厌倦不堪，以为除了浪费生命之外，身名两皆无益。案牍劳形，问囚理讼，不知所为何来，从前所学，完全抛弃，而一官在身，却又不得不奔走劳役，弄得心神俱疲。他在《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诗中，大发牢骚：
役名则已勤，徇身则已媮。
我诚愚且拙，身名两无谋。
始者学书判，近亦知问囚。
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
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忧。
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
…………
然而，在这一年中，苏轼仍有出其所学，极论民生国是两篇大文章，一是《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以所见凤翔老百姓为衙前之役所困，请求政府行宽大久长之政；二是《思治论》，指出嘉祐政治之弊，症结在于没有一定的国策，所以法弊而事无成。
关于前者，苏轼指陈凤翔的老百姓所最怕的，莫如衙前之役，而课役的标准，从每一人家的盘碗锅罐算起，长役十千，乡户及二十千者，都该占股一分。一分之役，名为十千可办，其实须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役重如此，老百姓焉能不穷。
课役本只限于上户，但事繁而役不足时，则递取其次，而现在家赀二百千者都须服役。事实上，连盘碗锅罐都计算在内，家赀不满二百千者，何以为民，则任何人已皆不免于衙前之役，困穷可知。
苏轼希望政府行宽大久长之政，以官榷优与人民，先裕民而后裕国。
苏轼作《思治论》，立论甚大。他说，世有三患，终莫能去：一是宫室祠祷繁兴，钱币茶盐法坏，加以庞大的军事费用，天下常患无财；二自澶渊之盟后，辽与西夏，日益骄横，而宋则战不胜，守不固，天下常患无兵；三则选举法严，吏不重视考功，考铨之法坏，天下常患无吏。
这三大问题的形成，是由于国家没有通盘的计划，没有一定政策之故。五六十年来，规模未立，虽有很多人对这三个重要问题，游谈聚议而上，但都各就个人的见解，做枝枝节节的议论，人心不同，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朝廷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成功与否不可知，前政尚未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