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抵任未久，有一批高丽的朝贡使者到杭州来，他们自以为是外国的特使，根本不把州郡长官放在眼里。而担任押伴的使臣，本来都是本路的管库官，暂时兼差，他们却假借外国贡使的名义，乘势作威作福，甚至要与钤辖 1 分庭抗礼。苏轼叫人警告他们道：“远夷慕化而来，理必恭顺，如今竟敢这样横暴放肆，不是你们教唆，决不至于如此，倘不立刻悛改，我这边马上出奏。”押伴者大惧，气焰低了不少。
高丽使者发来的公文，但书甲子，不写年号。苏轼退还来文，拒不收受，谕之曰：“高丽称臣本朝，而公文上不禀正朔，我怎么敢收。”高丽使者急忙换了文来，恭书“熙宁某年”。由是时人莫不钦佩这位通判临事刚健不屈，处理得体。
熙宁五年（1072）秋八月，苏轼主持本州乡试，闱场设于州廨内中和堂之望海楼。
关于科举取士之法，神宗以王安石的变更计划，依照程序，下中书省复议，中书言：
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之天下。
于是，上述更定科举之法，于熙宁四年（1071）二月公布施行。从此罢废明经诸科，罢进士之试诗赋，各专治《易》《诗》《书》《周礼》中的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大义，题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中书省撰七义式颁行。
叶梦得《石林燕语》曰：“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教者未必皆读《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今人问答之间，称其习为贵经，而自称敝经，尤可笑也。”
是试经而经亡，这个样子的士风，这个样子的试法，怎能选拔得出真正的人才？苏轼心里非常沮丧，只因职务上不能拒绝这个差使，勉强承担，心里不抱太大的希望。
苏轼作《监试呈诸试官》诗，说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