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古人教而不从，然后诛之，盖吾之所以俟之者尽，然后戮辱随焉，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矣，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轼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所谓言伪而辨，当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顽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谓行伪而坚，先王之法当诛，此三可废也。轼读史传，岂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制举，对策即已有厌弊更法之意，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而尚容于职位，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取进止。
李定这件札子，句句紧扣着苏轼怨望和谤讪的对象都是皇帝陛下，极富挑拨性，神宗当时也不免被激怒了，要勘问一个明白，遂下旨道：“送御史台根勘闻奏。”
李定，是王安石一手提拔出来的新政派，初欲引为谏官，被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后又被人检举不服生母仇氏之丧，台谏给舍，纷纷论其不孝，司马光诋之为“禽兽不如”。此事原不重大，但竟掀起政海风波，无他，借李定以攻击王安石，他做了党争的箭靶而已。 4
苏轼与李定初无个人嫌怨，有人以为轼作贺朱寿昌得母诗，有“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句，是暗讽李定，今为报复。其实，以当时朝士作诗称美寿昌者之多，岂仅苏轼一人，即此一言，亦非“必欲置之死地”的深仇，而今李定如此狠毒，无他，以苏轼为党争的箭靶，意在司马光而已。
御史台奉到圣旨后，请求皇上选官参治，诏派“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
这张璪，原名张琥，与苏轼是进士同年。轼任凤翔签判时，张已先在凤翔为法曹，曾为同事，当他离职时，苏轼还作过一篇《稼说》赠行，与共勖勉。
谁知这位同年，素性奸邪，往往以危机陷人。这些年来，在京城十分活跃，初奉王安石，旋附吕惠卿，又与舒亶深交，数兴大狱。轼案发生时，他已位居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甚得右相王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