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于本年六月除吏部侍郎，三日后改翰林学士兼吏部尚书。味道不知，所以称苏侍郎；而苏轼改写包封，称苏学士。
苏轼治郡，对于鱼肉人民的豪强，虽然绝不放过，但是那个时代，国家承平日久，社会安定，所以真正的巨奸大憝，并不常有，犯行大多是些偷鸡摸狗，迫于饥寒而起的细事。在苏轼人道主义的观念上，求生是人的基本权利，因求生而致犯罪，实在可以同情，甚至想到自己在这里做官，恋恋于这份俸禄，也不过是为了生活。二十年前 9 ，他初来杭州做签判，那年除夕，在都厅当值，例须点查囚系的人犯，看到黑越越的一大堆人挤满了监狱，点到天黑还不能回家，心里非常难过，当时曾在厅壁上题过一首“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的诗。
二十年后，苏轼重来，苛酷的新法已经革除了，现在情况，已与从前不同。元祐五年除夕，检点狱讼，竟是“庭事萧然，三圄皆空”。
苏轼听到这个报告，欢喜满足之余，认为此“盖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和前篇韵作诗呈公济、子侔两通判：
山川不改旧，岁月逝不留。
百年一俯仰，五胜更王囚。
同僚比岑范，德业前人羞。
坐令老钝守，啸诺获少休。
却思二十年，出处非人谋。
齿发付天公，缺坏不可修。
三 治六井·开西湖
古代社会缺乏公共卫生设施，任何地方水旱灾荒之后，一定会发生瘟疫，瘟疫蔓延，也必有大批大批的人死亡。
果然，杭州于干旱之后，翌（五）年三月间，气候转暖，疫病随即大作，照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之区，因疫病死者，比他处常多。”
苏轼立即实行两项救济措施：一是设置病坊，一是施药。
他拨出结余官钱两千贯，自捐私款黄金五十两，在城中众安桥设置病坊一所，取名“安乐”，遴选僧人主持施医的工作。规定每年从钱粮（即田赋）中留出病坊的常年经费，三年内医逾千人者，对主持僧人，呈由朝廷赐与紫衣。 10
既设病坊，他又自费修合药剂————圣散子，施送贫病。这圣散子的功效，苏轼自记：
昔尝览千金方三建散云：风冷痰饮，症癖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