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状子奏报去京后，久久未得诏答。他知道地方监司有报喜不报忧的官僚习气，不肯实事实说；而更多的人，非到灾荒临头，饿殍载道，不见得会有未雨绸缪的远见。他心里非常不安，分头给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防以及门下仆射诸公，写信呼吁，促请他们注意和支持。
苏轼非常了解杭州风俗的浮薄，上吕仆射（大防）论浙西灾伤书中，特别申述了这一点。因为大防是北人，不甚了解南方人的生活习俗，与朴实的北人不同，抵御灾荒的能力也就非常薄弱，所以必须由政府预为筹谋，准备赈济。否则，饥荒一经发生，社会就难免动乱不安。
苏轼书中说：
……三吴风俗，自古浮薄，而钱塘为甚。虽室宇华好，被服粲然，而家无宿舂之储者，盖十室而九。自经熙宁饥疫之灾与新法聚敛之害，平时富民，残破略尽。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盐酒之债。田宅在官，房廊倾倒；商贾不行，市井萧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时仅自支持；更遭风寒暑湿之变，便自委顿。仁人君子，当与意外将护，未可以壮夫常理期也。……
经过这样多方呼吁，终获朝旨许可，准予保留上供米三分之一，办理平籴。
来年正月，粮食供应果已青黄不接，苏轼便下令减价出籴常平米，把骎骎欲上的粮价压了下去。
宋朝的救荒政策，法有政府办理贷款的规定，地方官可以不必入告朝廷，专权自办。但是苏轼不愿意放贷官款，顾虑贷放容易，将来与租税同时催收时，民不堪命了，此与从前反对青苗的原则一样。他决心专用平籴法，不使遭灾的百姓贻留后患。
随后苏轼又想到九月间为了修缮廨宇，乞赐度牒那个案子，认为如得朝廷给赐，即可征召苏湖常秀各州富户，照市价纳米购买这批度牒，然后可以将这批米以低价卖与缺米县份。这一进一出，虽然政府在米价上要吃一点亏，但可疏解米荒，平抑粮价。而出籴所得价款，即使短少一点，依然可以挑紧要之处修葺官屋。照此做去，政府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