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毛诗序》将《雍》诗解为 “禘大祖也”，郑玄笺注 “大祖谓文王”，进一步强化其与天子祭祀的关联。而三家诗学（齐、鲁、韩）中虽未见直接论及《雍》彻越礼，但其 “通经致用” 的解经取向，实则延续了孔子对礼乐仪式的伦理关注，从侧面印证《雍》诗在汉代仍作为政治正确性的标杆存在。
二、三桓专权的多维透视：从宗法裂变到政治革命
（一）权力嬗变的宗法逻辑
三家作为鲁桓公后裔，其崛起始于宗法制度的内在裂变。鲁庄公时期，“母弟” 政治成为权力传承的隐患 —— 庆父、叔牙、季友作为庄公之弟，通过干预君位继承（如 “庆父之乱”）逐渐掌握实权。这种 “小宗凌大宗” 的现象，本质是周代 “嫡长子继承制” 在鲁国的失效，反映出宗法制度在权力诱惑面前的脆弱性。
至鲁文公时期，季文子首开 “卿大夫会诸侯” 之先例（《左传文公十七年》），标志着三桓从 “宗法附庸” 向 “政治主体” 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打破 “大夫无外交” 的礼制束缚，将鲁国的外交权、军事权、经济权逐步收归家族所有。当季武子 “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左传襄公十一年》）时，三桓已完成对鲁国国家机器的全面接管，鲁国公室沦为 “寄食于诸侯” 的象征性存在。
（二）经济基础的颠覆性变革
三家的越礼行为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支撑。他们通过 “隐民” 政策吸纳逃亡奴隶，将公田转化为私田，形成 “私家皆富，公室乃贫” 的经济格局。鲁宣公十五年 “初税亩” 的实质，是国家对三家土地私有化的法律确认，而真正将这一政策落地并从中获利的正是三桓。季康子 “欲以田赋”（《左传哀公十一年》）进一步将税收权收归家族，使 “季氏富于周公” 成为现实。
经济基础的变革催生政治野心的膨胀。当三家拥有 “百乘之家” 的经济实力时，其对礼乐制度的突破便具有了必然性 —— 如同马克思所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三家的越礼本质是新兴地主阶级对旧贵族政治的挑战，《雍》彻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