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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 的治理模式,既突破了西方法治中心主义的局限,又避免了传统德治的泛道德主义倾向。
    (三)个体生命中的情与理
    对现代人而言,仁与礼的张力更多表现为个体生命中情感与理性的冲突。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人们常陷入 “理性的算计” 与 “情感的渴望” 的撕裂:一方面追求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另一方面又渴望真挚的人际关系与生命的意义感。孔子的 “仁” 学思想,为化解这种冲突提供了精神资源。
    “克己复礼” 的自律精神,可帮助人们在物欲横流中保持道德定力;“己欲立而立人” 的忠恕之道,能引导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关怀他人福祉。这种 “情理合一” 的生存智慧,正如李泽厚所言的 “情本体” 哲学,强调在理性规范中守护情感的本真性,在情感抒发中遵循理性的尺度。
    六、结语:穿越千年的文明启示
    站在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的 21 世纪,回望孔子的 “仁礼之问”,其现代性意义愈发彰显。当 alphago 战胜人类棋手,当基因编辑技术挑战生命伦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思考:技术文明的发展,究竟应以什么为价值导向?孔子的回答是明确的:文明的根基,在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与关爱,在于 “仁” 所代表的人性之善。
    从雅典学园到稷下学宫,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升都伴随着对 “人何以为人” 的重新确认。孔子的 “仁礼之辨”,在本质上是对人类文明终极目标的追问 —— 当我们掌握了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是否还能守护好内心的道德律?在生物技术革命的今天,这种追问具有格外紧迫的现实意义。当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as9 能够改写人类遗传信息,当脑机接口技术试图突破身心二元的界限,我们不得不面对 “设计婴儿”“数字永生” 等伦理困境。此时,孔子 “人而不仁,如礼何” 的警示,犹如穿越千年的警钟,提醒我们:任何技术创新都必须以 “仁” 为价值底线,以尊重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与独特性为根本前提。
    (一)跨文明视域中的仁学普适性
    在全球化的文明对话中,孔子的 “仁” 学展现出超越文化边界的普适价值。印度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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