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为礼本论注入新的学术维度。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批判宋明理学 “以理杀人”，提出 “礼者，天地之条理也，言乎条理之极，非知天不足以尽之”。他通过对《仪礼》的考据，试图还原礼制背后的 “自然之理”，这种将考据与义理结合的研究方法，在阮元主持编纂的《十三经注疏》中达到高峰，为礼学研究开辟了实证主义路径。
四、礼之本的现代性困境与重构
（一）仪式的祛魅与情感的荒漠化
工业文明对传统礼仪的解构呈加速度趋势。日本学者柳宗悦在《工艺文化》中描述的场景正在全球上演：京都西阵织的传统和服制作被流水线生产取代，穿着和服的礼仪意义让位于时装秀的商业表演；巴西狂欢节不再是对酒神的祭祀，而成为旅游经济的摇钱树。在中国，清明祭祖的 “代客哭坟” 服务、七夕节的 “玫瑰经济学”，皆表明仪式已异化为可交易的商品。
情感表达的技术化催生 “空心人” 现象。美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预言的 “情感符号化” 成为现实：年轻人用 “emoji” 表情代替真实情绪，在社交媒体上 “点赞” 代替深度共情。韩国 “独酒文化” 的盛行、中国 “空巢青年” 的增多，皆折射出技术进步背后的情感真空。
（二）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张力
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隐含 “情感中立” 原则。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在《法哲学》中提出：“法律的效力来自其形式合法性，而非道德内容。” 这种理念在辛普森案的审判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公众普遍认为辛普森有罪，但因取证程序瑕疵而判其无罪。这种 “程序正义优先” 的判决，虽维护了法律权威，却引发 “合法不合理” 的伦理争议。
在公共政策领域，情感缺失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