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唐祭仪的帝国叙事
汉武帝 “封禅泰山” 的盛大仪式，标志着祭仪的政治化达到顶峰。公元前 110 年，武帝 “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将秦始皇 “泰皇” 的神化叙事与儒家 “天命” 观结合，创造出 “君权神授” 的帝国意识形态。这种将祭仪与皇权捆绑的做法，虽强化了中央集权，却也埋下 “以仪代礼” 的隐患。
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对祭仪的政治功能提出质疑：“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认为祭仪的形式应服务于 “公天下” 的道德目标，而非帝王的个人权威，这种批判直指祭仪异化的本质。
（三）宋明祭仪的理学化转向
程朱理学将祭仪纳入 “理” 的范畴，提出 “祭礼者，天理之节文也”。朱熹在《家礼》中详细规定祭祖仪式：“初献，主妇洗盏，斟酒，跪献于考妣神位前。” 这种对仪式细节的严格规范，旨在通过 “格物致知” 的工夫，实现 “存天理，灭人欲” 的道德修养。但在实践中，却导致 “祭仪繁琐化” 与 “情感空洞化” 的背离，如明代士大夫 “祭田千顷，而哭祭无泪” 的虚伪风气。
王阳明的 “心学” 则试图挽救这种危机，提出 “心即理”“祭仪者，心之迹也”。他在《传习录》中记载：“一友病疟，问：‘如何是疟？’先生曰：‘病疟的人，如何自家不觉得？’” 以病疟为喻，说明祭仪的诚敬需发自内心，而非外在强制，这种 “以心正仪” 的理念，重新激活了孔子的情感本体论。
（四）辽金元的祭仪胡化与汉化
辽代契丹族的 “柴册仪”，融合突厥祭天传统与汉族封禅仪式，皇帝 “燔柴告天，再拜，升坛，御龙椅”，既保留 “毡帐立汗” 的草原仪式，又吸纳 “君权神授” 的儒家理念。这种 “胡汉杂糅” 的祭仪，在元大都的 “郊祀” 仪式中进一步发展：蒙古萨满的 “洒马奶” 仪式与汉地的 “燔柴” 礼并置，体现了多民族帝国的祭仪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