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明：理学化的竞技精神
宋代理学的兴起，使射礼从 “技艺之学” 升华为 “道德之学”。程颢在《河南程氏遗书》中提出：“射者，所以观德也。” 将射箭视为 “格物致知” 的工夫，认为 “弓矢审固，则心正矣；心正，则事正矣”。这种理念在白鹿洞书院的 “射圃” 中具象化：书院生徒需定期习射，每次射前需朗诵《射义》章节，射后集体讨论 “中与不中” 的道德寓意，使射礼成为 “存天理，灭人欲” 的修养手段。
明代王阳明进一步将射礼与 “心学” 结合，提出 “射以观德，德本于心”。他在南赣剿匪期间，曾组织军民举行乡射礼，以 “正心”“睦邻” 为宗旨，将军事训练与道德教化结合，写下《南赣乡射礼》一文，详细规定 “每岁孟冬，太守集士民于射圃，行三揖三让之礼，然后射”，开创了 “以礼治军” 的实践范式。
（三）清代：世俗化的竞技转型
清代 “骑射” 作为满洲 “根本”，在保留军事功能的同时，进一步向世俗娱乐渗透。北京的 “善扑营” 本为宫廷摔跤机构，却衍生出民间 “射虎社” 等竞技团体，其成员 “衣短后之衣，执竹弓木矢，以射为戏”，将射礼转化为市井娱乐。在《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贾宝玉与薛蟠等人 “在院内射鹄子取乐”，射礼已从贵族礼仪变为富家公子的消遣，折射出传统竞技伦理的世俗化转型。
（四）辽金元：骑射文化的双向融合
辽代契丹族的 “瑟瑟仪” 将射柳与祈雨结合，皇帝 “射柳者以毡帽接地，得柳者欢呼，不得者以冠履罚之”，既保留草原民族的竞技传统，又吸纳汉族礼仪元素。元代 “贵由赤”（长跑比赛）与射礼并行，其 “起自上都，至大都，越三时而后至” 的规则，体现了蒙古帝国对多元竞技文化的包容，这种 “各美其美” 的竞技观，暗合孔子 “和而不同” 的哲学。
（五）明清天主教文献中的射礼书写
意大利传教士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