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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贵族通过 “正衣冠、尊瞻视” 的身体实践(《论语尧曰》),将 “礼” 转化为具有神圣性的审美符号;古希腊城邦公民则通过体操训练塑造 “健美的身体”(kalos soma),使身体成为城邦伦理的美学载体。两者差异在于:前者重 “文质彬彬” 的综合修养,后者重 “身体政治” 的视觉呈现。
    三、诗礼互动的历史回响:从先秦到明清的美学嬗变
    子夏与孔子的对话,如同一粒美学种子,在不同时代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多样的形态。从汉代诗学的 “美刺” 理论到宋代文人的 “平淡” 美学,从明清小说的 “情礼之辨” 到现代美学的 “本体论” 转向,诗与礼的互动始终是中国美学的核心命题。
    (一)汉唐:经学化的诗礼诠释
    汉代《毛诗序》将 “巧笑倩兮” 解释为 “刺卫庄公宠嬖失序”,将审美意象强行纳入伦理教化框架,体现了 “诗为礼用” 的经学思维。这种诠释在河南洛阳出土的东汉《诗经》画像石中直观呈现:“硕人” 图像旁刻有 “礼义之邦” 的榜题,将身体美学与礼制宣传结合。与之相对,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提出 “饰面者皆欲为好,而运目者希”,强调美的自主性,开启了美学对礼制束缚的反抗。
    (二)宋明:理学化的美学建构
    程朱理学将 “绘事后素” 诠释为 “天理” 与 “人欲” 的关系,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素,粉地,画之质也;绘事,彩色,画之文也。” 将 “素” 等同于 “天理”,“绘事” 等同于 “人欲”,主张 “存天理,灭人欲”。这种美学观在宋代瓷器中具象化:汝窑的天青色釉,摒弃繁复装饰,追求 “雨过天青云破处” 的素净之美,暗合 “绘事后素” 的哲学意境。
    王阳明的心学则赋予 “素” 以主体能动性,提出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在《传习录》中,他以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 阐释美与心的关系,将 “素” 从客观基底转化为主体的 “良知”,为明清文人画的 “写意” 美学开辟了道路。
    (三)清代:朴学与美学的交融
    清代朴学家对 “绘事后素” 的考据,揭开了其工艺学背景。段玉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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