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我爱其礼” 的回应，蕴含着深刻的文明存续智慧。在《论语集注》中，朱熹解释：“羊存则礼存，羊亡则礼亡。” 孔子深知，文化传承需要具体的物质载体。饩羊作为告朔礼的最后象征，承载着周代礼乐文明的集体记忆。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言：“仪式不仅是行为模式，更是象征体系。” 孔子守护的不仅是一只羊，更是维系文明传承的符号系统。他敏锐地意识到，一旦饩羊这一形式消失，告朔礼的精神内核将失去依托，最终导致整个礼乐文明的消亡。
三、形式与精神的辩证：文明传承的永恒命题
（一）文化符号的存续功能
告朔饩羊的案例揭示了文化符号的特殊价值。在埃及卢克索神庙，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虽历经三千年风雨，至今仍传递着古埃及的王权观念；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通过色彩与线条保存着佛教东传的历史记忆。这些物质载体如同文明的 “记忆芯片”，使抽象的文化精神得以具象化传承。饩羊在告朔礼中扮演着类似角色 —— 当政治功能消失后，其作为文化符号的价值反而凸显。
现代人类学的 “象征互动理论” 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撑。乔治米德认为，符号通过社会互动赋予意义。告朔饩羊在长期的仪式实践中，已内化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基因。即使在礼崩乐坏的时代，看到祭坛上的饩羊，人们仍能唤起对礼乐文明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正是文明重生的种子。例如，中国传统节日中的特定食物（如端午粽子、中秋月饼），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食用功能，成为文化认同的象征，维系着民族的情感纽带。
（二）精神内核的时代转化
但孔子并非僵化的守旧派，其 “礼” 的观念具有动态发展性。在回答子夏 “礼后乎” 的提问时，孔子以 “绘事后素” 作喻，指出礼仪需以仁德为基础。这表明他主张在坚守形式的同时，更要注重精神内核的传承。宋代程颢对此阐释：“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 这种将礼的精神抽象为 “秩序” 与 “和谐” 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