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地方的官员完美体现了什么叫“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
当你所管辖的区域出现了你没办法剿灭的土匪和义军，一般人的脑回路是将情况报给上级或者上书给朝廷，让朝廷派强大的正规军把这些造反的灾民摆平。
可这些地方官选择的决策都是隐瞒，上面一问就是“天下太平、无事发生”。
你笑他们能力太差没有责任心、不懂处理危机，他们笑你不懂官场。
这些官员的心里都在算计着，这要是自己报上去了，那就是自己的辖区出现了义军，是自己的治理不善，到时候一清算就变成了自己背锅了。
反正这些灾民组成的义军也没有太固定的位置，属于是四处出击、四处流窜的状态，那等到他们离开自己的地盘，到其他人的辖区去，然后让其他人上报不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情况吗？
巧的是，大家全部都是这么想的。
这就是博弈论“囚徒问题”当中的经典情况，大伙全部想着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得到的结果不但不是全局最优解，反而是最糟糕的那一种。
这些官员的不作为让樊崇的队伍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让他规定的军纪和作战理念有时间和这支队伍进行磨合，原本都是农民和泥腿子出身的士兵们在战斗当中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战斗力开始明显超越地方官府的武力了。
义军的规模达到了数万人之多，这下纸终于是包不住火了，消息传到朝廷，朝廷也开始询问造反的义军的情况。
本来都是打算隐瞒的地方官员见到这情况也只能说“确实出现了叛军”，但是他们在说这个信息的时候就很有技巧了。
有的人表示“问题不大、数量不多，地方官府的兵力就完全可以摆平。”
更多的人则是在数量上瞒报，比如把几万人的规模报成几千人，有的甚至直接说在自己的地界上只看到了几十个造反的义军。
这样的结果导致的就是朝廷对局势的严重误判。
“陛下，这些反贼的规模不大，也就是些聚在一起的山野村夫，不必过于担忧。”一位尚书不慌不忙地说道，“目前我们最需要防备的还是周边蠢蠢欲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