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我要先和你说清楚的，如果你不愿意做的话，我们也就好聚好散了。”
聂涛用一种比较委婉的方式把自己想说的话给说出来。
然后崔成浩就知道聂涛的意思了，就说“原来你说到底还是要我给你做那些黑活脏活，这个和你之前给我的感觉不一样。”
聂涛就说，“不是什么黑活脏活，或者说我们对黑活脏活的定义可能不一样，说实话，我挺羡慕你的那个国度的，因为你们那边整体的社会环境还是很不错的，没有过多的市场化元素。
当然，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这样的生活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感觉没有南边也没有西方世界那么富足。
但是我自己从小是在充分市场化而且愈发的市场化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我是很知道这种环境下，人的心态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的。
说到底，人在这个社会里面就会逐渐的蜕化掉自己的人性，而展露出更多的兽性，我们这边的体制内把这个过程叫做成熟。
在我们这边，一切都是从利益考量，由利益驱动的，如果一个人胆敢不遵照这条规律去做事，那他只有两个下场，要么是很穷，要么是早就被饿死了。
所以我们这边真的没有你们那边这么的黑白分明的，是是非非很多时候说不清楚的，
所以你一上来就给我定义什么黑活脏活，这个事情我是不认可的，
但是呢我也可以像你保证，那就是我交给你去做的那些事情，绝对不可能是昧着良心的，虽然有可能不合法，但是肯定符合你的良知和朴素的正义观，
或者说，那些人全都是该死之人。”
聂涛觉得自己说话只能是说到这个地步了，很多事情是不能挑明了说的，而且就说到这个程度他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如果说对方有什么录音设备的话，这会儿的话是足够让他聂涛的政治生命终结的。
但因为对面的年轻人特殊的身份和国籍，所以他选择冒险一把信任对方，
把话说的尽量真诚一些，
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对方的信任，真诚永远是沟通最好的粘合剂，前提是千万不要把自己搭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