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国库之体系，非无实乃稀薄，症结在于缺乏一统天下的中央金库。
回溯洪武二年，朱元璋初定金陵，旋即设立内库府，下辖琳琅十二库，各司其职，然其布局虽广，却难逃内外混淆之弊。
朱元璋，一代枭雄，其《太祖实录》中，言辞犀利，直指公私不分之弊。
他深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理，更鉴宋太宗私藏之祸，遂毅然决然，将国库与内帑合二为一，意在天下为公，财用皆出于民，归于民。
理想虽丰满，现实却骨感。
洪武、永乐年间，尚能秉持此道，以外臣掌舵内承运库，如户部尚书夏原吉，面对朱棣征蒙之需，坚壁清野，守财有道。
然至正统年间，风云突变，金花银制度横空出世，内承运库渐成帝王私囊，国库之责，悄然转嫁于太仓之上。
太仓者，朱棣迁都后所建之粮仓也，初为京营之根本，后以其管理之善，竟成国帑之象征。
然此善举亦生弊端，太仓本职乃储军粮，而朝廷开支浩大，常致军需不继，寅吃卯粮之景频现。
更兼太仓银库之设，十库并蓄，绵丝绢布、盐课关税，凡折银之物，皆归其所有。
太仓银之来源广泛，夏秋税银、盐钞商税、赃罚赎罪，乃至僧道度牒，无所不包。
国帑之惑，实为大明财政紊乱之症结所在。毕自严，手持天子令箭，力挽狂澜，为国库正名。
他非但重塑此概念，更将各部仓廪之权，悄然聚于度支司麾下，首当其冲者，乃内承运库也。
此番举措，非为搜刮龙藏，实为从法制层面，将内库与外朝界限分明，让皇家私产远离国库纠葛。
京官俸禄，自吏部申报，经度支司之太仓银库审批，再由吏部发放，自此，内承运库成为皇家自娱之地，不再涉足国库运作。
毕自严之志，未止于此，他又将目光投向各部宝库，诸如太仆寺常盈之丰、工部节慎之积、光禄寺及南京户部之银库，皆欲纳入整顿之列。
这些部门金库累累，令人咋舌，毕自严誓要一一理清，收归国有。
然则，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虽得圣上恩准，各部却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