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百姓则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抗金：江西“义社”组织“乡兵”，“农隙则教战，有事则荷戈”；福建“海舟”商人“私运粮饷”至襄阳，“冒死渡江”；甚至连女性都加入抗金行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康（今南京）妇女“结寨自保，贼至则登陴拒守，贼退则负粮以济官军”。
这种“全民抗金”的局面，本质上是“华夷之辨”与“保家卫国”的双重驱动。正如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金军的屠刀砍向每一个家庭时，反抗不再是军人的专利，而是全体民众的本能。
2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理想与现实的撕裂
南宋朝廷内部，“主战”与“主和”的斗争贯穿始终。主战派以李纲、宗泽、岳飞为代表，主张“雪靖康之耻”，恢复中原；主和派以赵构、秦桧为代表，主张“偏安求存”，避免与金决战。
李纲任相仅七十五天，便因“言事太锐”被罢免，《宋史》载其“每议事，慷慨激烈，上（赵构）不能堪”。宗泽临终前“三呼过河”，却被朝廷视为“邀功生事”。岳飞的悲剧更具代表性：他不仅因“连结河朔”触犯朝廷“重内轻外”的底线，更因“岳家军”威名太盛，引发“尾大不掉”的担忧。赵构曾对秦桧说：“岳飞军势太盛，非国家之福。”（《三朝北盟会编》）
主和派的逻辑并非完全“卖国”。赵构作为“靖康之变”的幸存者，对金军的恐惧深入骨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他曾“夜不能寐，绕床而走，谓近臣曰：‘朕尝闻金人欲立藩辅，朕岂可复为俘虏？’”秦桧则更务实：“我之与金，犹两家之邻，和则两利，战则两伤。”（《三朝北盟会编》）但他们共同的底线是“保皇权”，因此必须削弱军权、压制民意。
3士大夫的精神旗帜：从檄文到文化的抗争
文人群体在抗金战争中扮演了“精神导师”的角色。胡铨在《戊午上高宗封事》中痛斥秦桧：“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胡铨集》）这篇檄文被“士大夫传诵，金人募其书千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