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看到法国公使那踌躇不决的态度时，更是觉得其中必有阴谋。
他们惊恐地说道：“经过调查发现，这位法国使臣平日里遇到各个省份的一些小事情都会表现得极为暴躁和反常，但此次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他反倒显得不太着急了。看起来似乎他早有了某种既定的谋划，恐怕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啊！”
清朝掌控着政权核心的乃是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
这位权倾朝野的人物深知，一旦开罪了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洋人，将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祸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于是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恭亲王奕特意派遣那位德高望重、声名远扬的直隶总督曾国藩，火速从保定动身赶赴天津，去处理那棘手万分的教案事宜。
而对于曾国藩而言，此次受命前往天津处理教案，无疑成为了他漫长人生历程中的最后一桩大事，亦是其生平唯一一次亲身参与并主导的重大外交事件。
曾国藩接到那份让他奔赴天津的谕旨时，心中可谓是惶恐不安到了极点。
彼时的他已然步入耳顺之年，整整六十个春秋的风风雨雨早已令他的身体变得衰弱多病，各种病症如影随形地侵蚀着他的健康。
长久以来的腹泻之疾始终未能痊愈，头晕目眩之感时常袭来，食欲不佳更是常态，两条腿绵软无力，仿佛失去了支撑身躯的力量；右眼已然失明，左眼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益昏花迷蒙，以至于大多数时候都只能卧榻养病，这般状况之下，实在难以胜任如此艰巨繁重的任务。
然而，面对此番使命，曾国藩内心深处更多的还是一种深深的畏难和惧怕之情。
他清楚地知晓自身的局限所在，明白自己并无应对洋人的那种机敏才智和果敢决断之心。
曾经，他就坦率地表示过：“与外国人打交道，需要具备另一副独特的机智心肠，可惜我确实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对此我也无法强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