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民众目睹清政府对内施行残酷的高压政策，肆意迫害那些无辜之人，无不对其行径感到愤怒和不满，大家纷纷将目光聚焦于此事态的后续发展。
就连朝廷之中，亦不乏一些坚决反对妥协投降之辈。
其中，内阁中书李如松便站出来发声道：“此次天津事件，实乃当地百姓为保护官吏挺身而出，方才击毙洋人。”
究其原因，则要从那“教匪迷惑诱拐幼童之事说起，而后又有丰大业竟敢公然朝着官长开枪射击……此时此刻，民众一心只想着护卫官员安全，全然忘却了对洋人的畏惧，心中满怀着报效国家之志，甚至无暇顾及自身是否会犯下罪责。”
需知，李如松此人乃是极端保守派中的一员。
尽管如此，他却仍认为应当抓住这个难得的契机，一举毁掉京城内所有的外国使馆，并将在京的洋人首领尽数诛杀殆尽。
显然，他这种想法已然偏离了正常轨道。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为天津老百姓仗义执言所说的那几番话，倒也不无道理。
醇亲王奕同样坚决地站在了反对向外国人妥协投降这一阵营之中。
然而，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却巧妙地运用起了两面手法。
其真实意图乃是依照奕以及曾国藩所主张的策略，毫不留情地镇压广大民众反抗西方侵略者的正义运动。
但与此同时，她又不得不在表面上装出一副有所作为的模样，以此来安抚民心以及朝堂之上那些坚定的抵抗派人士，甚至连一贯因循守旧的派别也包含在内。
时间来到了六月底，朝廷正式下达旨意宣称：“从今往后，如果洋人依旧口出狂言、要挟恫吓，那么曾国藩务必坚守正道、秉持公义，依据道理予以有力驳斥，如此一来方可挫败敌人嚣张气焰并彰显我大清朝国威！”
不仅如此，朝廷还故意摆出架势，在全国各地大力增强军事警备力量。
见此情形，曾国藩果断抓住时机，迅速将李红章及其统领的淮军从遥远的西北回调至直隶地区。
原来，在此之前，他便已经通过李红章的书信了解到，李大人本人并不情愿参与那西北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