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他自己倒是觉得颇为满意，甚至还不无得意地宣称道：“此次案件的办理不可谓不严厉重大，不仅足以应对法国人方面的要求，而且就算是通告其他各国也完全说得过去。”
当天津教案终于落下帷幕之后，整个国家上下民众的情绪都犹如沸腾的开水一般，群情激愤。因为大家普遍都认为这次的事件乃是一次极其屈辱的外交行为。
而原本满怀期待的天津百姓们一直坚信着曾国藩此番前来，一定会一改之前崇厚那种软弱妥协的做法，积极筹备兵力以对抗法国人的无理挑衅。
可谁曾想到，最后的结局竟然如此令人失望透顶。
那些遭到冤枉的犯人家属们更是悲愤难平，纷纷前往京城去向皇帝告状鸣冤。只是可惜啊，他们的这番举动注定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产生。
左宗棠在了解完教案的办理状况之后，心中极为不满。于是，他提笔给自己的友人写信，言辞激烈地批判起了曾国藩。
在信中，左宗棠写道：“曾侯相平日里对于洋人的情况就缺乏深入研究和了解，又怎么能够不被他们所左右呢！……他如此夸大洋人那边的局势，以此作为要挟的资本，还严厉要求赔偿抵命、索要高额的抚恤金，到底怀着怎样的居心啊？”
接着，左宗棠继续抒发着自己的忧虑之情：“这几年以来，我们一直高喊着要自强自立，可是稍微遇到一点变故，就不可避免地被洋人所震慑住，实在是令人忧心忡忡啊！”
话说曾国藩是在六月初的时候抵达天津处理教案事宜的，一直忙活到八月底才将这个案件了结。他在天津一共待了整整三个月之久。
尽管在案子办结之后，曾国藩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这样的处置方式足以应对法国以及其他各国，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充满愧疚之感的。
因此，在写给自家兄弟的信件当中，曾国藩一次又一次地表露出这种复杂的心情：“我的内心深感惭愧不安，对外还要面对众人的议论指责。”
“我的心绪始终难以舒畅，难免有些郁郁寡欢。” 没过多久，曾国藩便接到朝廷诏令，让他调任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