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张好古对陈子龙的一生了如指掌。陈子龙最终选择投河自尽，这无疑是给众多士大夫们一记响亮的耳光。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的行为，是愚忠也好，是民族脊梁也罢，陈子龙在民族大义面前的表现都是值得人们推崇的。
陈子龙作为明末清初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复杂人物，其人格特质可以从矛盾性和时代性的角度进行重新解读。而站在张好古的立场来看，陈子龙的形象无疑更加立体和丰满。
陈子龙，这位通过科举考试踏入仕途的士大夫，内心怀揣着“致君尧舜”的儒家理想，渴望能够辅佐君主，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然而，他却深陷晚明党争的旋涡之中，无法自拔。
在任职绍兴推官期间，陈子龙目睹了官场的种种积弊，决心进行改革。他勇敢地挑战那些既得利益集团，试图打破旧有的体制，推行新的政策。然而，他的努力却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和排挤。那些权贵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对陈子龙的改革举措进行了无情的打压。
这种政治理想与官场现实之间的冲突，让陈子龙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无奈。他逐渐认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下，仅凭一己之力很难实现自己的抱负。最终，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条极端的道路——武装抗清。
陈子龙与名妓柳如是的恋情，更是展现了他反传统的一面。他们公然同居，毫不顾忌社会的舆论和道德规范。陈子龙还资助柳如是出版女性着作，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对士大夫阶层伦理底线的一种挑战。
然而，尽管陈子龙有着如此前卫的思想和行为，他最终还是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面对社会的压力，他不得不与柳如是分手，这也折射出个人情感在时代局限下的妥协性。
陈子龙在文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他开创了云间词派，对词风进行了革新。然而，在他的文学理论中，仍然严格遵循着“诗教”的传统。他认为文学应该具有教化的功能，要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
在编纂《皇明经世文编》时，陈子龙的这种文化守成与有限开放的特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