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方梅从对黄非的讯问笔录中发现一段话，引起她的高度注意。
问：“你在广州的时候还有什么罪行要交代的？”
答：“还有一件事。1948年，我在广州第一监狱做看守，我看守的牢房关的都是政治犯。9月份的一天，具体日子我想不起来了，来了一辆吉普车和两辆道奇大卡车，领头的是保密局二处的。他们把我负责看管的十几个犯人押上卡车，说是要转移关押。我，还有另外一个姓张的看守办的手续，并负责全程转运，监狱长亲自监督转交的。”
问：“那个姓张的叫张什么？后来去哪里了？”
答：“具体叫什么想不起来了，听说跑到台湾去了。”
问：“你接着说。”
答：“吉普车上坐的是保密局的人，有一辆卡车上坐了一车宪兵，清一色挎着卡宾枪。我和姓张的看守各坐在两辆卡车的副驾驶座上，当车开到清远县很偏僻的一处山沟里，宪兵先下车布置好了警戒圈，然后让十几名犯人也下了车。突然，保密局的人一声令下，宪兵就开了枪，把十二个犯人全都打死了。这是我和姓张的看守站在卡车旁亲眼目睹的。我跟二处领头的人说，我们是负责监督转运的，现在人死了，回去怎么交代。保密局的人要我们不要管，说具体手续他们会跟监狱长交代的。
我们帮着把尸体埋了，就回城了。
……
方梅反复看了几遍，回想着郭厅长临行前的交待，掩卷沉思良久。她把这一段原原本本抄录下来，决定立刻去趟大丰的上海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