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批判学的挑战
部分学者，如g von rad，从历史批判学的角度认为铁床描述是“后申命记时期”（deuteronomistic history）的文学创作，其目的在于强化中央圣所权威。然而，从文本的内在一致性来看，这种观点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铁床的尺寸与古代赫梯王座规格相符，哈图沙王座长38米，与巴珊王噩铁床的长度（约4米）相近，这表明铁床的尺寸并非随意虚构。其次，“利乏音人”在乌加列文献（ktu 1161）中确为古代部族，这证明了圣经中关于利乏音人的记载有其历史依据。再者，铁器在公元前13世纪已用于王室器具，撒母耳记上17:7中提到歌利亚的枪头是铁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客勒。” 这些都说明申命记3:11的记载并非毫无根据的文学创作。
（二）信仰与历史的辩证
学者布鲁格曼（w brueggemann）指出，圣经叙事是“具象化的神学”（embodied theology）。对于巴珊王噩铁床的记载，其存在与否并不影响其神学功能。从神学角度来看，它作为一种“记忆剧场”，能够激发群体认同。以色列人通过对铁床的记忆，强化了他们作为神选民的身份认同和对神的信仰。同时，它将地理空间转化为圣礼空间，利未记25:23中提到“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铁床所在的土地因与神的作为相关联，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此外，在崇拜中，铁床的故事成为重现救赎历史的重要内容，诗篇78:5 - 7中“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惟要守他的命令。”
（三）终末视角的转化
在新约中，实物佐证的意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最后的晚餐（路22:19）取代了古代的战利品，成为基督救赎的重要象征。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设立圣餐，以饼和酒代表他的身体和血，为人类的罪献上了牺牲。十字架成为终极“地标”，加拉太书6:14中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