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成公主作为隋朝遗脉的核心维护者，长期致力于联合突厥反唐，其“在虏庭有宠，突厥法令多由其出”。然而，史书从未记载她与处罗之死存在直接关联。所谓“义成公主以五石散毒杀处罗”之说，实为后世附会，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提及此传闻，但明确指出：“义成素欲存隋，处罗方行其志，岂有害之之理？”，五石散（寒食散）盛行于魏晋，至隋唐时已趋衰落，且主要流行于中原士族阶层，突厥医药体系以萨满巫术与草原草药为主，未见贵族服用五石散的记录。
处罗之死的直接影响是迫使突厥开始战略转向。颉利可汗放弃攻取并州的计划，转而利用杨政道政权固守定襄，同时频繁南下劫掠唐境。
与此同时，处罗死前对漠北诸部采取分化策略，对反叛的薛延陀、回纥等铁勒部落实施军事打击，《旧唐书》称“处罗发兵击薛延陀，大破之”，而对契丹、奚等部则通过联姻笼络，依旧维系突厥在草原的霸权。
处罗可汗的短暂统治虽未能逆转突厥衰势，却深刻影响了7世纪初的东亚格局。他扶植的“后隋”政权成为突厥干预中原的跳板，隋朝后裔杨政道部众后被唐太宗收编为“蕃口”，加速了胡汉融合；其对隋制的模仿，如“突厥始立长史、司马，盖拟夏官”，客观上推动了草原政权的官僚化尝试。
然而，其战略局限性亦显露无遗，处罗可汗过度依赖隋朝残余势力，未能有效整合草原诸部，导致突厥在颉利时代陷入“诸部离心，频年大雪，六畜多死”的困境。贞观四年（630年），颉利可汗被唐军俘获，东突厥汗国灭亡，而这一结局的伏笔，早在处罗时代已然埋下祸根。
历史长河中，处罗可汗的形象常被颉利的锋芒遮蔽，但其作为隋唐易代的亲历者、游牧文明转型的探索者，其经历和政治行为仍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他的一生折射出草原帝国在传统部落制与中原集权模式间的摇摆，其政治抉择既受制于突厥贵族的利益博弈，亦被裹挟于中原王朝更迭的洪流。从长安朝觐的王子到定襄城里的“隋王”庇护者，从雁门之围的参与者到唐突对抗的策划者，处罗可汗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局紧密交织，成为中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