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广播站之前，任长顺叮嘱广播员大石要在广播站连续三天播放《论资本主义尾巴的新表现形式》。
“记住了，早中晚各播三遍，一遍都不能少，我会数着的。”
他枯枝般的手指戳向大石胸前的“先进工作者”徽章，指甲缝里还嵌着昨夜埋菌液时的黑泥。
大石盯着桌上那盘贴着《论资本主义尾巴的新表现形式》标签的磁带，胶带上暗红的指纹像是干涸的血迹。
“可是这真的不符合规定……”
大石的声音比开盘机的电流声还细弱，喉结在印着"抓革命促生产"的汗衫领口上下滚动。
他还以为只用播今天这一遍就行了，哪知任长顺居然还要求他连续播三天，这不是为难人嘛……
大石瞥向墙角堆着的《红旗》杂志，最新一期里刊登的是《农业学大寨经验汇编》，这本来是他今天该播报的内容。
“怎么？你有意见？你是不愿意还是要干啥？”
任长顺的铜烟杆重重敲在广播台的操作面板上，震得“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牌叮当作响。
大石下意识的瑟缩了身子，眼神闪躲：“没、没有。”
“呵！”
任长顺突然掀开身上的羊皮袄，露出别在裤腰上的五四式手枪。
枪把上“奖给反修标兵”的烫金字已经斑驳，却让大石想起武斗时死在枪下的老父亲。
怀表链子哗啦作响，任长顺掐着表盘上“1965”的刻痕——那年他正是用这把枪，逼着大石在广播里念他哥的认罪书。
“你闺女明年该工作了吧？”
任长顺的烟杆挑起桌上的知青分配名单，在“红星农场”上敲出个焦黑的洞：
“我听说黑城建设兵团今年招播音员……只要你配合我，我也不是不可以帮你牵线搭桥介绍一下。”
听到了任长顺愿意帮忙解决闺女的工作问题，大石原本佝偻的背脊突然绷直，残缺的右手猛地按在开盘机上。
“行，每天早上六点开始……我帮你播。”
大石干裂的嘴唇渗出血丝，喉间泛着地瓜烧的酸苦。
他想起今早偷偷看见的防疫报告，那些死在磨坊附近的牲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