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记忆里，从现在到改革开放，生产队虽然每年都有一两个月天干，导致旱地里的苞谷减产，不得不挑水浇地。
但用漳河水浇地的水田一直都没有干过。
这就意味着只要自己在生产队好好挣工分，基本每年都会有吃不完的大米。
这么一算，把那些稻谷留在家里当存粮，还不如换成苞谷去喂猪。
这时候肯定有人会说：现如今生产队大部分社员都喂了两头猪，一个个肯定把生产队分下来的苞谷当成宝贝，怎么可能舍得换给别人。
确实是这个情况。
但陈家庄生产队把苞谷当成宝贝，不代表其他生产队也把苞谷当成宝贝。
陈伟南经常在外面做席，对周边各个生产队的情况不说了如指掌，基本情况还是知道的。
哪个生产队分下去的苞谷多，哪个生产队里的稻谷多……全都一清二楚。
到时候去外面做席，让主家帮忙介绍一下，一次换个两百斤苞谷还是轻轻松松。
相对于陈伟南一家的兴奋，陈建国一家的气氛要凝重很多。
三千两百工分，导致他家只分到了一千六百斤稻谷，三百二十斤苞谷。
加上抗旱挑水奖励的苞谷，总共也才六百多斤。
他家吃饭的伙食跟陈伟南家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陈伟南家每天吃肉，哪怕是炒小菜，油水也非常充足。
生产队每年给各家分六斤菜籽油，半斤猪油。
陈伟南自家杀年猪得了十多斤猪油，加上猪肥肉，猪骨头炼出来的猪油，全家每年最少吃三十斤植物油跟猪油。
这还不算平时吃猪肉，吃腊肉里面的油水。
要是全部加起来，五十斤都不止。
油水多了，平时吃的猪肉跟鸡蛋多了，消耗的粮食自然一少再少。
比方说陈伟南，应该是家里饭量最大的一个人，如今一顿饭也只能吃三两大米。
媳妇儿很老娘的胃口小，一顿顶多吃二两大米。
小妹跟小姨子两个人吃得就更少了。
儿子陈夏虽然已经开始吃饭，但他吃的那点儿粮食对家里而言几乎可以称得上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