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周他像被装进了加速齿轮，每天加班到深夜，路过他办公室时，总能看见他揉着眉心抽烟，烟灰缸里堆成小山的烟头，像他越来越淡的雪松味。我给他带过两次热可可，第一次他抬头冲我笑，眼尾有细密的血丝：“谢谢，等我忙完这阵……”第二次他没抬头，只摆摆手：“放桌上吧。”可可在桌上凉成深褐色的死水，我突然想起他说过的汪曾祺，此刻的他像株被抽干水分的仙人掌，尖锐又脆弱。
他走的那天我没去送机。加班到凌晨三点，我抱着文件夹站在空荡的写字楼里，透过落地窗看见城市的灯火像撒在黑天鹅绒上的碎钻。手机震了震，是他发来的消息：“书市买的那本《诗刊》放在你桌上了，记得收。”我翻开抽屉，看见泛黄的书页间夹着片银杏叶，叶脉清晰如当年他在咖啡馆画的思维导图。
此后三个月我们只通过几封邮件。他的签名档变成了伦敦的时区，邮件里常提到阴雨天气，说办公室窗外的梧桐比国内的矮些。我在深夜回复策划案时，总会想起他办公室的台灯，暖黄色的光裹着雪松味，现在应该被伦敦的雾浸得发凉了吧。有次梦见他站在雨里，伞却举在别人头顶，我想喊他名字，喉咙里却堵着片银杏叶，怎么也发不出声。
圣诞前夜下了场大雪。我裹着围巾路过那家咖啡馆，橱窗里摆着姜饼人和彩灯，突然看见靠窗的位置坐着个熟悉的身影。陈默穿着件深灰大衣，正对着笔记本写东西，面前的咖啡杯腾着热气。我推开门时，风铃响得比记忆中更清脆，他抬头看见我，眼里闪过惊喜，像突然点燃的烛火：“夏夏，我提前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沿着积雪的街道走了很久。他说伦敦的雨太绵密，总让他想起南方的梅雨季，说办公室的钢笔水换成了英国牌子，却写不出中文的弯钩撇捺。“其实……”他在路灯下停住脚步，睫毛上落着雪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