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袁宏《后汉纪》提供了另一种记载：
“俭比上书，为览所遮截使吏卒收览母杀之，追擒览家属、宾客，死者百余人伐其园宅，井堙木刊，鸡犬器物，悉无余类。览素佞行，称冤上以俭郡吏，不先请奏，擅杀无辜，征付廷尉”（这段太长了，完整的我放【作者说】里了）
虽然还是有上奏天子没看到的情节，但后续是直接杀了侯览的母亲和一众家属，死者百人，真正的鸡犬不留（鸡犬器物，悉无余类），连井都填上了，可见恨宦官之深。
并且这段上下还记了侯览违法事，又说他“素佞行”，可见亦非偏袒侯览。
虽然《后汉纪》成书早于《后汉书》，但倒不仅是因为这个就说《后汉纪》更可信，而是《后汉书》中亦有内证。
《后汉书·党锢列传》记另一位名士苑康云：“是时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案其宗党宾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阉官，因此皆穷相收掩，无得遗脱。”
意思是苑康配合张俭行动，把从张俭那儿逃走的“余孽”扫除干净。所以为什么后来追捕张俭追得最厉害，各家因为藏匿张俭皆“破家相容”，破家就是家破人亡的意思，一路上由于帮助张俭逃跑的“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因为张俭擅杀百人，犯重律，所以穷追重法，这个逻辑是通的。
即便这样，也不能就此断定说《后汉纪》中记载的一定是对的，因为还有史料记侯览母亲死后，张俭是破了她的墓，而不是杀人，这个继续辩证起来就太复杂了，在这儿不细说了。
但通过《后汉书》对张俭一段因果书写的文辞安排，尤其是与记载苑康时透漏出的“互异”（或者说“关键性省略”），可以看出撰史者也就是范晔极明确的写作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