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师还告诉我，当年极力撺掇校方开除我的就是那个“土豆探长”，因为他那时正求人为他老婆调动工作。而我的冲动给了他向郑副县长示好的机会。
彭老师最后总结式的对我说，其实真正起到作用的应该是何雅惠，她央求他爸爸到学校找过校领导。
过去这么多年，我已经没有意愿去复原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只知道我永永远远地失去了她。
如果问停课这一学期，我的损失到底有多惨痛，一年后的高考给出了血淋淋的答案。
我仅考上了一所省属的工科院校。
这些当然是后话。
在我停课的这一学期里，我学乖了，老老实实的在家里闭门思过、秉烛夜读。
暑假的时候，何雅惠一个人坐了两个多小时班车，从县城里来到我居住的村子。
为村里跑腿的二胖再次充当起了通信员，他偷偷告诉我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同学来找我，现在就在村部等着。
我来不及整理衣衫，顾不上梳妆打扮，迫不及待跑去见她。
她瘦了很多，也很憔悴，见到我时她硬生生挤出了一丝笑容。
我又跟随在她的身后，一同走到了村子后面的一个小山丘上。
我们俩人席地而坐。
听着山谷里啾啾的鸟鸣，看着山坡上葱葱的林海。
有那么一刻，我忽然冒出和她结伴而居，退隐山林的离奇想法。
她打趣地对我说：“关宏军，你怎么胡子拉碴的，像一个小老头。”
我嘿嘿笑，说这是蓄须明志。
她用恋恋不舍的眼情望着我，我还以为她也体会到了我这近半年的相思之苦。
她说了一句：“关宏军，我要走了。”
我笑嘻嘻地说：“你刚来就要走，不着急，坐最后一班车还来得及。”
她知道我错会了她的意思，哀伤地说道：“我要回湖南了，我爸爸要转业了，我要回老家了。”
这不啻晴天霹雳，我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她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勉强，关切的问我学习有没有退步。
我哪里还有心情谈论这些，垂头丧气地用双手摆弄着一根小树枝。
她见我不回答，知道我正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