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没？上个月罢工的，现在每天干十六小时还债！”
刘翠芳抖着手签完字，合同最后一页有行小字：“自愿接受军事化管理”。
地下工厂的日光灯管二十四小时惨白地亮着。
刘翠芳第三天就熬出了血尿，流水线上传送带永不停歇，缝纫机针头扎穿她手指时，监工扔来一团带血的纱布：“别停！这批货明天要发往沃尔玛！”
夜里她蜷缩在集装箱角落，听见隔壁床的湖南妹在哭——那姑娘被王主管“单独培训”后，大腿内侧全是烟头烫的疤。
“报警？”湖南妹惨笑，“门口保安腰上别的是真枪！上个月有个逃跑的被抓回来，牙全敲碎了……”
暴雨夜，刘翠芳终于摸到工厂后墙的狗洞。
她爬出去时泥水灌进鼻腔，远处闪电劈过，照亮围墙上的铁丝网和血色大字：“逃工者，死”。
警局门口，值班民警打着哈欠推开她的举报材料：“劳务纠纷找劳动局！再说你们签了自愿合同……”
刘翠芳浑身湿透地站在雨里，突然想起火车上那瓶矿泉水——瓶盖里印着“再来一瓶”，现在想来，那分明是迷药的余味。
三天后，东莞日报角落登了条简讯：《中年女子跳江自杀疑似精神异常》。
谢一扬在珠海游艇上放下报纸，对电话那头的周明远轻笑：“劳动局那边打点好了，死三十个以内算‘安全生产事故’。”
浪花拍打着船舷，他脚下踩着份沃尔玛的验厂报告，上面盖着“社会责任认证a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