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湘东回答：“蹬累了，想蹭段儿你们的车。”
作为一名穷人，这是你能占到的少数便宜之一，而一旦既坦然又处心积虑地去占这种便宜，也说明你从困惑阶段转入了适应阶段。这桩误会的解决方案，是城管方面派了一辆小卡车，把杜湘东和他的板儿车、冰柜一起送回了郊县。经过看守所正门，刚好遇到当班的同事们去吃晚饭，大家嘻嘻哈哈地笑看杜湘东如何智取城管。这时所里的人员构成也发生了巨变：老吴那代从“革命时期”过来的管教纷纷退休，接替上来的都是从警校分过来的大学生，有许多学历比杜湘东还高，正经八百的四年全日制本科毕业。这些年轻人穿着与国际接轨的99式警服，像当年的他一样身材挺拔，面露英气。车停下，两个跟他关系不错的小伙子绕到后面问：“杜哥，帮您把东西抬上去？”
杜湘东却没答应。他歪着屁股坐在车斗上，朝前方的后视镜里照了一照。在刚才的那一瞬间，他突然发现年轻同事们看他的目光是似曾相识的。在哪里见过呢？其实并没有“见”过，那是若干年前自己看待老吴的眼神：虽然亲热，但又不屑、怜悯，同时还夹杂着几分无可奈何。现在，人家也把他当老吴看了，而且在年岁上比老吴还要提前了。微微鼓起的后视镜里映出了一张滑稽变形的脸，两腮深陷，额头皱纹交错，被风吹乱的头发白了三分之一。除了牙齿尚在，他的面貌和做派都在活脱脱地向着老吴那个方向飞奔。
记得老吴退休时，反倒是扬眉吐气的。他在平谷的几间大瓦房喜迎拆迁，又利用老婆家在延庆的种菜大棚开了个采摘园。随着城市的大干快上，地广人稀的郊区冒出了一批土财主，他们举着小旗到国外豪迈地吐痰，他们开着进口汽车盘踞在村口拉黑活儿，他们在床底下藏了大摞现金以至于钱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