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许文革一案，看守所的电脑文档里只有这样一段概述。想要查阅更早的资料，电脑里却没了。后来杜湘东去问过管档案的同事，对方解释说，所里推广“无纸化办公”时有些仓促，凡十年以上的卷宗都不再专门录入。他又问手写的工作记录是否还有留存，人家的回答是：“不是重建过一幢办公楼嘛，搬家时早不知扔哪儿去了。”卷宗遗失本身，也佐证着许文革一案的特殊性：1989年到2001年，这是一名跨世纪的逃犯。
自从时隔多年再次见到许文革的那个瞬间，杜湘东就感到透不过气来。似有一团无形无迹，但又可感可触的东西包裹住他的心口，步步紧逼地往里压迫着。他又憋闷了。那不是一种生理的症状，而是心理的暗疾，曾经在漫长的岁月里萦绕着他、折磨着他，近些年来，他似乎掌握了消解憋闷的方法，但伴随着许文革的出现，憋闷感卷土重来了，而且比以前更加猛烈。许文革落网，这不是他洗刷前耻的唯一途径吗？他为什么会憋闷呢？
大概还是因为许文革的那个笑。姚斌彬式的似笑非笑。
那天夜里，杜湘东不仅没心情“沾刘芬芳的光”，而且失眠了。醒着似乎还在做梦，但梦又都是乱的。熬到凌晨五点，他终于躺不住了，便早早来到办公室，先对着那扇“整顿警容”的镜子披挂自己——大檐帽，风纪扣，板儿带，所有细节一丝不苟，镜子里中年人却无法再现多年前的英武。即便如此，杜湘东也不允许自己消沉着、邋遢着面对许文革。他费力地挺直腰杆，像拉直了一段因为反复扭曲而随时会折断的钢丝，往监舍走去。
十多年过去，看守所早就大变样了。办公楼是新建的，监舍也经过了整修，走廊不再阴森幽暗，节能灯将每一个角落都照得通透，关键地方还悬挂着监控摄像头。新所长以前当过领导秘书，是个有魄力也有能耐的人，总能从日渐宽松的预算里给单位争取到更多的份额。按照他的规划，以后的看守所不仅要在硬件上全面鸟枪换炮，职工待遇也会得到质的飞跃——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把筒子楼宿舍统统推倒，建成正经八百的单元小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