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堕落了。”另一个北京人刘芬芳抱怨道。
“我不早这样了嘛。”杜湘东回答。
“那你就是越来越堕落了。”刘芬芳又说。
杜湘东不忿：“难道我就没有堕落的权利吗？”
听他这么反问，刘芬芳就没话好说了。也许她还在心里做了一番权衡：比之于奋发的杜湘东，堕落的杜湘东才是适合于当丈夫的。况且一个穷人，能在堕落这事儿上拥有多大的资本和想象力？毕竟不赌嘛，毕竟不养女人嘛，毕竟还知道给家里干点活儿嘛。那么堕落就何止是天赋人权，简直是值得提倡的了。而刘芬芳没话好说，杜湘东也就失去了对堕落进行深入阐述的机会。那种反思只能在暗地里进行：如果说以前堕落，是因为不知道许文革身在何方，那么现在堕落，不妨可以算是他为了适应“许文革回来了”这一现状所做的努力。表面上是同一种堕落，骨子里却有不同的内涵。
如此说来，即使到了今天这步田地，许文革仍然还在萦绕着他，纠缠着他，改造着他！这个发现将杜湘东吓出了一身冷汗。
而此后的两件事，让他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
第一件事发生在半年以后。那天晌午，杜湘东照例出门，自行车后座的鱼竿上挑了一只等待收纳战果的塑料袋，迎风一抖，如同旗帜，上书五个大字：维纳斯妇科。这阵子刘芬芳在闹妇女问题，小肚子疼，正好听说县城有家私营医院开业酬宾，免费门诊，便去看了一趟。杜湘东骑过看守所正门，忽听有人叫他。那声音钻进耳朵里，既刺耳又隔阂，偏又似曾相识。一歪头，就看见门前停了一辆大切诺基，车里跳下了那位上警校时总跟他较劲的同学。同学还在干刑警，因为破过几桩震惊全国的大案，现在已经升了某个城区刑侦支队的一把手了。这些消息也是在新闻里得知的。
杜湘东溜车过去，像狗撒尿似的一脚蹬在大切诺基的轮毂上，用同学当年的口气打招呼：“哟，稀客呀。”
然后他才眨了眨眼，略感茫然。这位身居要职的故人怎么会来找他，并且看那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