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显示，他昨日下午申时（下午3-5点）离开西仓，声称直接回家。西仓到他家，寻常脚程不过半个时辰。然而，仵作初步勘验，推断他的死亡时间大约在亥时（晚上9-11点）左右。
起初，我并未在意。
毕竟，路上耽搁，或者回家后处理私事，都很正常。但当我将他的行程与一份他本该在回家途中顺路完成的、向某个村落传达催缴通知的任务时限对比时，一个微小却清晰的矛盾浮现了出来。
我取出算筹组，细细拨动。
根据他平日处理类似事务的效率——这些在过往的记录中都有迹可循——他若要完成那项传达任务，至少需要在路上额外花费近一个时辰。
那么，他回到家的时间，最早也该在酉时末（晚上7点前）。可他家人和邻居的初步证词都提到，大约戌时初（晚上7点左右）才见到他家灯火亮起，且之后并未再有外出的迹象。
这中间，至少有一个多时辰的空白，无法与记录和他本应执行的任务对上。这不寻常。一个如此精明、据说连耗子偷吃了几粒米都能算出来的粮曹小吏，行程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却未在任何记录中提及？
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我停下手中的算筹，指尖在微凉的竹简上轻轻摩挲。这或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疏漏，也许是他临时起意去了别处，也许是记录的小吏出了差错。但在这个人心惶惶、命案连连的当口，任何不合常理之处，都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的职责只是核账，不是查案。贸然提出这种基于推算的“疑点”，多半会被斥为无稽之谈，甚至惹来麻烦。
毕竟，在上位者眼中，一个底层书佐的“奇技淫巧”，远不如仵作的经验和捕快的眼力来得可靠。
但我看着竹简上那些清晰的数字和时间标记，一种职业的本能，或者说是一种对逻辑秩序被扰乱的不适感，让我无法轻易将这个疑点抛诸脑后。
这空白的一个多时辰，就像一幅完整拼图上缺失的那一块，格外刺眼。也许……也许这不仅仅是一个疏漏。
我将王粮曹的卷宗单独抽了出来，放在手边。窗外的天色似乎又阴沉了几分，风穿过廊庑，带来隐约的呜咽声，像是在应和着这座县城中无声蔓延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