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博士自己解释道，革命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和立宪。在训政阶段，党将垄断政治权力，但是这一阶段应被用来为地方政府培训人才。根据培训的时间长短及培训是否成功，他们可从训政政府过渡到立宪政府，并及时走向民主政治的形式。
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理论，而现在——1928年1月——蒋介石正提倡给这三个连续的阶段下一个清晰而直接的定义。这样，人们便可知道他们立身于何处了。
在中国的所有地区，官员们必须接受自治培训，同时还要举行专业考试，以便发现合适的专家，从事合适的工作。
几天以后，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时，采纳了蒋的全部建议。然而，他关于对“训政”阶段规定期限的要求则形同虚设。在1928年2月，整个问题看起来很不真实而且令人困惑。确切地讲，“训政”阶段甚至没有开始，因为“军政”阶段还没有过去，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继续北伐，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蒋介石被问及北伐需要多长时间，他说他认为8月份之前能完成这一工作。
会议于2月7日结束。几天以后，蒋便与冯玉祥取得了联系。两个人共同草拟了重新北伐的详细计划，并完成了最高军事人选安排。
由于冯较晚与国民党结盟，眼下他还无意对蒋的最高权力表示疑问。双方同意蒋除了总体指挥外，还将亲自率领一路军的10万人；冯玉祥率领二路军；三路军由阎锡山率领；李宗仁率领四路军，作为留守部队。
即使在这一动荡与期待的时刻，上海还是吸引着蒋介石。3月初，他携同蒋夫人又来到了上海。
霍林顿·唐曾记述道：“他对位于黄埔江畔的这个世界性的大城市并不非常喜爱，只有当职责需要时，他才待在那里。”如果不是“非常喜爱”的话，那也一定是有与之具有同等潜在价值的东西在吸引他——朋友、金钱、影响、罪恶的魅力？——因为他从来不会离开上海很长时间。无论如何，他这次绝非是为了赞扬它而来到上海，而只是为了检阅他在龙华警备区的部队，并提醒他们对于涉及租界内外国部队的麻烦事情要袖手旁观，因为近来那儿已发生了几起类似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