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着写道：史迪威“对华东战局的成败毫不关心”，而且拒绝向那里发放租借的弹药。“简言之，我们夺取了密支那，但却丧失了整个华东”。由于当时蒋介石是在罗斯福的强大压力下才向缅甸派遣部分y军的，所以这封信不但批评了史迪威将军，而且也间接地批评了总统。
这一回，总统算是“领会了对方的意图”。18日，史迪威被召回。在他临行之前，委员长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别勋章，这是中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可以想象，史迪威拒绝了这个奖赏，但他咬牙接受了随后举行的告别茶会的邀请。告别会上，蒋委员长扬扬得意，口若悬河，而史迪威则闷闷不乐，一言不发。27日，这位“刺儿头”飞离中国，一去不复返。
随着史迪威和高斯大使相继于1944年9月和11月离去，中美关系上第一阶段的误解就此结束。
而他们的继任者的到来，又揭开了第二阶段的序幕。这个时期的误解在深度上并不亚于前一个阶段，但在性质上却有着微妙的差别。
史迪威已识破了蒋介石的军事意图，而高斯则看穿了其政府的“民主”主张。
蒋介石拒绝向日本人进攻，使史迪威处处碰壁。就这一点而言，人们无法不对史迪威深表同情，但他这个人视野狭窄，缺乏政治头脑。当蒋介石仍然大权在握时，他却在做在华所有中美两国军队总司令的美梦，这未免太不明智了。
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受职业外交顾问的影响很深，他们不加批评地全盘接受了这些顾问对中国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史迪威自己就曾要求任命小佩顿·戴维斯担任“（他）这次任期的联络官”。戴维斯生于中国，父母都是新教传教士。约翰·斯图尔德·谢伟思也有相似的家庭背景，1944 年7月他作为使馆人员来到中国，当时在中国的其他职业外交官都有着基本相同的观点，他们写给国务院的报告是由他们负责中国问题的上司范宣德批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