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可载舟于激险，必覆舟于平川”以及“六国在，则首级可索于外；天下定，则祸患反生于内”这种文字质感极佳且气势极为磅礴的句子，都是明摆在眼前的。
不管多不要脸的人，都没法睁着眼睛说瞎话。
所以，只能从论调来攻击。
“六国破灭，弊在赂秦，此乃自西汉贾谊《过秦论》开始便有的公论他却另辟蹊径，大谈制度之弊，甚至隐约推崇秦制，未免有哗众取宠之嫌。”
马上有人反驳道：“此言差矣！”
“文章贵在合适之新意，若人人皆如《过秦论》一般言赂秦之弊，岂非陈词滥调？况且这文章里面也没有推崇秦制，陆生只是从制度入手，剖析六国何以不能变法自强，秦国又为何因不能再次调整制度而灭亡，所言正是切中要害，理据极为完整。”
说到这里，他们争执的其实已经不是陆北顾这篇《六国论》的事情了。
“要我说，这话荒谬！”一位身着靛蓝直裰的先生很不满，“六国败亡分明是合纵之失，与制度何干？”
“制度若是没关系，那为何”
几位先生不约而同望向东北方向——那里是开封所在的方位。
十二年前的庆历新政，虽如昙花一现，却在士大夫群体中留下了深深的裂痕，有人支持新政，自然就有人反对新政。
文中那句“视变法若睹洪灾”，何尝不是暗讽当下？
而随着范仲淹的离世，这场大宋部分有识士大夫企图拯救危局的行动，也成了许多人心里永远的遗憾，或者说伤痛。
正因如此，当“是否应该根据时局需要来进行制度变革”这个话题被提出时，才会引发如此之大的争议。
别地方不好说，但在大宋绝大多数地方的州学或者县学里，支持庆历新政的学官，肯定比反对的学官要多。
——因为范仲淹真的给了他们赖以谋生的职位！
“诸位，今日只论文章，不论朝政。”
李畋见他们吵的不像样子，轻咳了一声提醒道。
白沙先生既然发话了，他们也都理智了一些，开始就事论事。
有人说道：“苏辙之文稳重，方渭之文华丽，而陆北顾之论虽剑走偏锋，却自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