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未必都在外部啊！
在华夏古代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中，中央集权与地方豪强的博弈始终存在。
三国时期，又是极为特殊的一段时间，皇权衰微、门阀崛起、土地兼并加剧，整个天下动荡不安，可这种动荡，又是实现根本性变革的最好时机。
当然，想要实现这种变革，就要超越传统权谋之术，构建系统性的制度，重建整个政治框架……
斐潜在关中，已经算是在土地制度上，取得了一定的，具备革命性的突破。
首先就是『耕者有其田』。
这是一个从上古就有政治家明白的道理，可是依旧免不了在实行的过程当中被私欲所玷污。在民众意识无法提升到极高的层面之前，保持自耕农的数量，无疑就是稳定整个社会的基础。
当孟子提出恒心恒产的理论时，或许只是为了劝告执政者别太贪婪，多少给民众百姓留下一点吃食，但是这一点无疑是有一定的指导发展意义在内的。
恒产不一定是耕作的田亩，也可以是其他较为稳定的产业，当民众拥有这些可以长期依靠的物质基础时，才会产生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性。这与马大胡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形成跨越时空的思想呼应。
孟子并非单纯强调财产占有，而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可以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这样民众就会安定，社会和国家就能得到发展。
是不是很简单？
可就是有人做不到。
当然也不排除有『无恒产而有恒心』的仁人志士，这些脱离趣味的人，显然超越了那些『有恒产而无恒心』的投机者，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照亮黑暗，指引道路的闪亮明灯。
斐潜在关中，推行推行『军功爵田』与『流民屯田』的双轨制，将战争当中出现的无主荒地授予退伍士兵与流民，建立出一套独立于士族的自耕农经济单元，从而摆脱了原本关中和河东士族的禁锢。
而对于自耕农来说，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抵抗风险能力太差。可以说从古至今，底层的民众对于风险的抗性，无限的趋近于零。任何一场灾害，病痛，甚至一点点的小事故，都可能会导致自耕农不得不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