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伟大更体现在制度创新上。洪武年间建立的国子监，学生来自高丽、安南、占城等15国，每年输送到各国的留学生超过2000人，形成了以汉字为载体、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东亚文明圈；永乐时期设立的东厂，其情报系统的效率让同时期的威尼斯情报局相形见绌，通过遍布全国的“坐探”网络，朝廷能在三天内掌握从南京到北京的粮食价格波动。这种治理能力的领先，正如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所记载：“他们的帝国组织，是如此严密和有效，即使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也难以望其项背。”
当我们重新审视明朝的科技成就——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比巴赫早了52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的1892种药物中有374种为新增发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详细记录的锌冶炼技术比欧洲早了400年——就会明白：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从来不是简单的器物输出，而是系统性的文明创造。这种历史记忆的唤醒，正在打破西方构建的工业革命神话。
但现实中仍有令人警醒的现象：某高校教授在课堂上宣称“中国在近代没有重大发明，对世界没有重大贡献。”有人甚至认为是埃及先发明“纸”，这些现象的本质，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现代变体。当一个民族忘记了郑和船队曾让印度洋成为“中国内海”的荣耀，忘记了王阳明心学在16世纪就提出“知行合一”的哲学突破，就会在文化自卑中陷入“以西为美”的认知困境。
站在文明复兴的历史节点回望，我们重述明朝历史，不是为了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迷梦，而是要找回那份流淌在血脉中的文明自觉。这种自觉，是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时“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的战略眼光，是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火药火器，今时妄想进身博宠者，皆杀人之方”的科技伦理，是王阳明在南赣剿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