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优越”的实现方式不一样：
\t有人通过帮助别人来追求“道德上的优越”（如早期的刘备）；
\t有人通过财富地位来追求“物质优越”；
\t有人则通过影响力、掌控力来实现“支配性优越”。
刘备在拿下益州的过程中，从“道德优越”开始转向“实用主义的权力优越”。
这种转变说明：他在潜意识里已经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别人夸赞的君子”，他需要在乱世之中“实质性地站稳脚跟”。
这并不是“变坏”，而是优越目标的层次提升——从“自我道德完美”向“社会影响力扩张”过渡。
在阿德勒眼中，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执着于某种理想化标签，而是能顺应环境变化，在不失人格基础上实现更大意义的行动者。
刘备拿下益州之后的人生，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开始不再以“被需要”来维持仁者形象，而是主动出击、建制、结盟、割据。
三、社会兴趣（gemeinschaftsgefuhl）的边界调整
阿德勒提出的“社会兴趣”，指的是个体对他人、对社会、对人类整体的情感连结与合作意愿。
刘备早期是“极强社会兴趣者”：
\t他为百姓分担痛苦，几次主动让出城池；
\t尊重部下，重视道义，在失势时仍得众人追随。
但当他通过益州掌握地盘后，他的社会兴趣发生了边界调整——
\t他更偏向于维护“我方群体”的利益，而不再对“对方群体”采取极致宽容；
\t他更关注于“通过我方势力构建秩序”，而不再单纯依赖道德共识。
这表明，他仍有社会兴趣，但已经从“普遍利他”转向“有限协作与集体利益优先”，这是符合政治现实的成长。
阿德勒并不反对“调整社会兴趣边界”，他强调：
成熟的个体，在保持社会连结感的同时，也要有保护自己与亲近者的能力。
刘备的转变正是在这种张力中体现出来的——不再是理想主义的利他，而是现实主义的合作建构。
四、刘备行为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