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的不肯就范，还有软的“诱供”，同时人的孙升传说：
子瞻得罪时，有朝士卖一诗策，内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狱。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论，谓苏曰：“学士素有名节，何不与他招了。”轼曰：“轼为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 10
在此酷虐的勘问阶段，李定是奉诏的主审之一，以为像苏轼这样的人物，今也落入我手，不禁气焰万丈，飞扬跋扈起来，盈廷朝士，都不敢问及此案，也没有人敢和他说话。李奉世告诉王巩道：有一天，李定在崇政殿的殿门外，大伙儿一起等候早朝，李定忽然跟同列的官员道：“苏轼确是奇才！”
别人不知其意何在，不敢搭腔，他自言自语道：“一二十年前所作诗文，引经援史，随问随答，无一字差错，此非奇才而何？” 11
语毕，他独自叹息久之，空气非常凝重，众皆默不作声。
五 审理
御史台根勘所就其两个月间酷烈的勘问后，作成“勘状”，性质类似现在司法检察机关的起诉书。首先记录苏轼的五代和仕历，历官的举主。再记述苏轼任凤翔签判日，为中元节不过知府厅，罚铜八斤；任杭州通判日，不举驳王文敏盗官钱，官员公按，罚铜八斤等两次过失记录外，别无前科。
宋制，一般罪犯，只问三代，而苏轼一进台狱，首即讯问五代，并问有无誓书铁券 12 ，只有死囚才如此问法，他们显然是故意恐吓。被捕前，皇甫僎的态度也是如此，可见是有计划这样做的。
论苏轼的犯罪动机与目的，则曰：“登科后，入馆多年，未甚进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乌台诗案》）换句现代话来说，则是替他安上了一个“写作并传播反国谋叛的语言文字”的罪名，其责不轻。
其次，列举与苏轼相识的张方平、王诜、司马光、范镇等二十四人，认为“其人等与轼意相同，是与朝廷新法时事不合，及多是朝廷不甚进用之人，轼所以将讥讽文字寄与”。而这些人收受苏轼的讥讽文字，又不申缴有司官署，也该一并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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