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舒亶则已迹近疯狂，不但认为牵连入案的王诜、王巩都罪不容诛，甚至因收受讥讽文字，不申入司的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也都该杀头，其言曰：
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及遗轼钱物，并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窃以轼之怨望，诋讪君父，盖虽行路，犹所讳闻。而诜恬闻轼言，不以上报，既乃阴通货赂，密与燕游。至若巩者，向连逆党，已坐废停（定国曾被牵入赵世居谋叛案，被追两官勒停）。诜于此时，同罣论议，而不自省惧，尚相关通。按诜受国厚恩，列在近戚，而朋比匪人，志趣如此，原情议罪，实不容诛，乞不以赦论。
又言：
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人，除王诜、王巩、李清臣外，张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侨、周邠辈，固无足论。乃若方平、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曾巩、孙觉、李常、刘攽、刘挚等，盖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而陛下所当以君臣之义望之者，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
神宗不失为一个颇有理性的人主，对于舒亶这番狂言，极抱反感，置之不理。不过，他自来听多了毁谤苏轼的话，心中不能无疑，但他相信凡人做了错事，心里总有愧疚，不免恐惧，这种内心的罪恶感，亦必将有焦躁不安、言行失常的形迹流露于外，若能一切坦然，即是问心无愧之人。他又想，一个喜欢谤讪他人的人，身陷狱中，必多怨言，所以到了这件案狱必须决定处分时，神宗就秘密派遣一个小黄门去狱中察看苏轼的动静。
这件事太戏剧化了，不容易使人相信，但《春渚纪闻》的作者何薳是根据他的父亲何去非亲耳闻于苏轼的记述，而去非又是宋代杰出的兵学家，是苏轼谈兵的好朋友，去非撰《备论》一书，也由苏轼具状进呈朝廷，这父子二人都不是编造故事的人，似乎可以信有其事。
据何去非说，元祐中苏轼出知杭州，邀去非与刘景文（景文也是武官）同游西湖，亲聆苏轼对景文道：“某今日余生，皆裕陵（神宗）之赐。”景文问其故，轼续言道：“某被逮系御史狱，审理毕，案已奏上。这一晚上，夜鼓打后，某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