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至绍述祸作，苏轼及其门下，身且不保，遑论其他。
秦观与他同遭贬谪，死于道途，先老师而亡；苏轼逝世这一年，陈师道也死了；三年后，黄庭坚卒于宜州贬所。苏轼寄望接棒的另一人————张耒，虽然年寿最长，后苏轼十三年谢世，但他就因在荐福寺祭奠师丧，成了罪状，被谪房州别驾，步武老师被政府“安置黄州”；文潜好酒，晚年因酒精中毒，患麻痹以致语言都有障碍，即山谷诗所谓“张子耽酒语蹇吃”，更自潦倒不堪。
出身苏门的人，幸得不死，也必颠沛流离，救死不遑，还有什么机会讲学，还有什么地位领导文运？文化帝国的太平盛世已经过去了，大局扰攘，根本没有文坛存在，又遑论宗主。
————这是苏轼不复自见的一重悲哀。
三 王巩
乌台诗狱案内，因收受有讥讽文字，不申缴而牵连受罚的二十九人中，太原王巩（定国）是第一名，处分居然重过主犯，谪官监宾州酒盐税。宾州（今广西宾阳）为广南滨海烟瘴之地，比黄州、筠州都更远、更荒僻。苏轼获罪之初，不暇自哀，耿耿于怀者，是那些被连累的朋友，尤其对远谪的王巩更加担心。怕他会心怀怨恨，又不敢写信去问询，成为心理上一个极其难堪的重压。
幸而定国于启程前先已来了信，使苏轼有机会倾吐自己的歉疚。复书曰：
某启：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但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今得来教，既不见弃绝，而能以道自遣，无丝发蒂介，然后知定国为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幸甚，幸甚。
苏轼认为王巩是两代宰相家的贵族子弟，一向娇生惯养，怕他吃不了远谪南荒的辛苦，谁知定国却很坚忍刻励，和苏辙在筠州一样，晨起到税局去做盐税酒税的杂事，下班后，穷经著书或则诗酒自娱，生活得还很安宁。
在黄州的第三年，王巩自宾州寄诗来，苏轼有《次韵和王巩六首》之作，清清楚楚写出他的歉疚，要为他祈祷的沉重的心理：
况子三年囚，苦雾变饮食。
吉人终不死，仰荷天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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